蔡昉中国经济增速回归平均水平是必然铜杆

蔡昉：中国经济增速回归平均水平是必然

蔡昉：中国经济增速回归平均水平是必然2018-11-24 21:51:11 分享到：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我们是在逐步回归，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应该知道，在回归均值的过程中不再像原来那样，企业只要找到资源就可以赚钱，这个过程就变了，我们要经历一个成长中的烦恼，我们必须调整心态。

我想谈谈“迎接新技术革命的经济学思考”。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选这么一个题目来谈？这些年在经济各种各样的变革中，我们都知道新技术革命显示出崭新的特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特征，人们就开始给它赋予一些概念，比如说第几次技术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或者像达沃斯的创始人施瓦布教授讲到的，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他出版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讲到了，这次工业革命发展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迫使我们反思国家发展方式，一是反思国家发展方式，二是反思组织创造价值的方式，然后是人类自身的意义。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思考这三个问题，对于经济学或者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就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经济学，谁也不可能全面的反思经济学，但是围绕新技术革命相关的经济学理念，我们应该进行一些反思。

这个经济学理念，之所以要反思是说，其实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对技术革命的一种回应，因为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的祖师爷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本身就身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英国，因此不可避免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新的问题，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挑战，在理论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考。

但是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确实有很多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不一样，过去我们传统的经济学都会说，技术替代人，自动化都是在报酬递减规律下发生的，但是机器人革命可能会打破报酬递减的规律。第二个不一样，过去假设技术是一个外溢的过程，这个外溢就自动带来一些人们所期望看到的改善人类福利的效果，但是事实上这一次工业革命有一个最好的时机，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对传统的经济学假说做一些反思。

我主要对两种传统的经济学假设来做一个反思，一个是大家都熟知的，我们把它叫做“涓流经济学”，这个经济理论是假设技术变革可以自然而然的解决分配问题，科技革命一定是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带来蛋糕的做大。但是蛋糕只要做大了，很自然因为大家都是相联系的，我是富人，我可以投资，投资就可以创造岗位，给不太富的人获得挣钱的机会，接下来那些人有了工资，就要购买，他又给另一类人创造了新的岗位，不管怎么说，科技革命，蛋糕做大，就会通过涓流效应自动流到每一个血管里，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获益。

但是我们假设的同时，观察过去的现象，在任何做大蛋糕的假设下，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技术变革也好，最后的价结果都是在相当多的案例中表现出来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这在美国是最典型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把矛盾转向中国，因为中国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两极化的趋势，几十年里面工人的工资平均数都没有增长，最后归结于科技革命，归结于全球化，归结于一个具体的国家。

对于这种收入分配悖论的解释，有各种不一样，我们比较熟知的是托马斯皮凯里讲的，长期以来，资本的收益增长一定会带动它的增长，也就是为什么收入差异扩大，这种现象被我们观察到了，假设经济增长自然带来“涓流效应”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进行反思，这是一种经济学传统。和这个对应，我模仿“涓流经济学”的办法来看“渗透经济学”。

假设技术变革最终可以自然而然的延伸到所有的产业、行业领域、企业之间，因此，从一个角度的科技革命入手，最后导致整个经济全部的被科技革命所浸染，最后实现了竞争力的跃升。这个假设其实也是不合理的，事实证明也不成立。

进而在经济学上也产生了一个所谓的“生产率悖论”，“生产率悖论”按照诺贝尔奖获得者索罗的说法，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们假设一个技术革命可以渗透到所有的领域，国家整个被科技革命所改造，但事实上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特别是他说归根结底一句话，你可以看到哪个地方都有计算机，计算机应用到了所有领域，但是你就是看不到生产率提高的统计结果，这就形成了一个生产率悖论，也是对渗透经济学的一个嘲讽。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悖论？为什么渗透经济学不是现实的？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解释，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不是统一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大量的大企业、先进企业甚至具有宏观地位的企业，独角兽，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只是在中国，在所有的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占大头，同时我们也知道，不管在宣称自己已经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是有障碍的，有体制障碍。与此同时，信息也不是对称的，并不是说一个著名的国际大企业和惨淡经营的中小企业、微小企业，两者之间拥有相同的信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结果技术不可能渗透到所有的领域。

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不到，不具备的能力，你就在创造中被破坏了，这也是一个创新的必然结果，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阻碍技术渗透的阻力足够大的话，你这个科技革命就不能整体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率提高和蛋糕的做大。

因此，我们从两个经济学传统的角度来反思一下，下面结合我前面讲到的看一看，我们应该做一些怎样的变化？有一句名言说：“如果你不能改变自己，你就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现实中企业也好、政策决策者也好，应该关注几个方面，经济思维的变革，它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是有联系的。

第一个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趋中律”。所谓的趋中律，我过去学农业经济，有一门农业技术课就叫趋中律，它就讲我们看到有的家庭生的孩子身高比较高，著名运动员高于正常人，自然会找一个跟他身高匹配的配偶。还有一些都是普通的身高，低于平均值，相应的配偶也不会太高，遗传的常识认为父母都高，孩子更应该高，父母都矮，孩子都矮，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们都会回归到正常身高，否则社会身高拉的太大了。

这个“趋中律”在经济学里面也是这样反映的，在前几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异常的高速增长以后要回归高中速，“趋中律”在中国要发挥作用。其实他讲的道理是对的，而均值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上可以参考世界的平均增长率。因此，我们对目前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了一个估算，大家可以看到的确是在回归均值，但是不变的那个水平就是过去几十年里面世界的平均增长率，我们假设世界平均增长率到2050年，我们的确向它回归。我们是在逐步回归，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应该知道，在回归均值的过程中不再像原来那样，企业只要找到资源就可以赚钱，这个过程就变了，我们要经历一个成长中的烦恼，我们必须调整心态。

第二个，有一个转变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过去对我们企业来说，我们要找到所有人都还没有涉及，它的利润还没有充分实现的时候，在那个领域去投资，使我的利润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直到今天，我们进入到新的增长常态情况下，这样的机会仍然会更大，但是不那么多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从皆为利来转向皆为率往，这个率就是生产率，我们必须找到提高生产率，特别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过去的竞争力，其实是皆为利来的竞争力，我们未来寻找皆为率往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可以看到，提高新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无论是部门也好、行业也好、企业也好，你都要往高处走，而不是在逐利的过程中往低洼地走，这么一个趋势。

和这个相关的是，我们现在必须拥抱创造性购买，其实在任何发展阶段上，生产率都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都在提高，但是在以前的高速增长时期，生产率提高的方式来源是不一样的，而今天的新常态下，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没有新的其他的经济增长来源。

比如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之前，有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个时期主要的生产率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你把劳动力从农业这个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二产、三产，你的生产率就能提高，而在产业之间的消涨过程中，资源重新配置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总体来说没有那么多创造性的破坏，都是帕累托改进，大家都改善。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要每一个企业的竞争，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创造性破坏，生死存亡、进退，它越来越成为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我们观察过去的一些研究结果发现，在行业内，你这个行业都是干同样的事，企业之间的生、死、进、退，这种创造性破坏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是三分之一到一半，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转向这个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就是必然式创造性的破坏，是要有退出的风险，是要有死亡的痛苦，这是我们必须拥抱的一个新的变化。

最后是我们要接受劳动力生产制度，过去都认为，我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所有的要素都是责无旁贷，它的价格决定它的雇佣条件，但是劳动力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要素。经济发展历史，制度变迁历史也证明了，劳动力要素决定了劳动力的配置中，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制度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正像经济学家马歇尔说的，你买一块砖头，把它用在什么建筑上并不重要，你建宫殿也好、修厕所下水道都没有关系，砖头不会有不乐意的感觉。但你雇佣劳动力，因为这个劳动力是特殊的生产要素，是人本身，他就会不同的心情。劳动力市场制度是我们所熟知的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合同法》和工人自己权利的各个方面都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变。

历史证明，越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劳动力市场制度发挥更自由的作用，但越是到了高质量发展，到了更高人均收入水平的时候，劳动力制度的作用必然会增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主要的还是要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做这样一些企业行为上的调整。

本文为作者在“2018(第十六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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