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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改区的国家使命0韩城

2023-06-15 17:57:21 韩城    

综改区的国家使命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最近一直在刚获批为国家“两型社会”综改实验区的武汉城市圈内进行调研。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他将提交武汉城市圈的产业带建设、环境建设等等方面建议。

从2005年6月份以来,国家已经先后批准了东部的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中部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地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而它们在行政、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又有所侧重。它们也因此承载着不同的国家使命。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对于综改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综改区也是我国解放思想的先导区。综改区也因此成为众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

因此,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专家咨询组成员朱荣林、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陈秀山等三位区域问题研究专家,请他们畅谈解放思想大潮汹涌全国语境下的综改区的国家使命。

综改区的不同使命《21世纪》:国家先后在东中西部批准了几个综改区,综改区改革的内容又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些综改区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陈秀山:大的背景是,中国统一的区域优惠政策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次所有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只是给予了创新、探索的权力,而没有财税等明确的优惠政策。在这个前提下,因为中国各个地区的差异非常大,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矛盾有所不同,因此,对各地区分门别类的赋予了创新、探索任务,这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

比如滨海新区,主要关注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如土地利用问题,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问题等等。而浦东则主要是对于行政管理制度、体制改革的探索;成渝则主要解决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因为这些地区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是大城市,一方面又有非常落后的农村。而武汉、长株潭的“两型”社会建设的任务比较艰巨。

所以,这样几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如果能够从这几个试验区建设之中探索出规律,那么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的推广、推动作用。

杨建文:原有的基础条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以及中央对于综改的总体考虑,使得东部和西部所面临的、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西部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能够有所突破的话,更具有普遍意义。而上海的改善二元结构的问题,相对没有普遍意义。

陈秀山:在空间上选择试点区域的时候,国家又考虑到试点区域的均衡、协调性。目前东部有滨海新区、浦东新区,再加上深圳共三个;中部是长株潭和武汉两个合成一体,西部成渝两个合成一体,东中西都照顾到,如果今后东北再选择一个、西北也再选择一个,那就应该说比较均衡了。

试点经验推广价值还不大《21世纪》:目前来看,综改区的试点经验,推广价值大不大?

杨建文:目前谈推广经验,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国家总体上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原先依靠简单的投入和廉价的劳动力来带动增长和由政府来主导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接下来都要有一个大的改变。

问题在于,目前综改区的建设,更多的是关注眼前的发展方式,而对长远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还不够关注。我认为要把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关注长远的问题需要结合起来。我们的综改进展现在太慢了,加上我们政府人员又在频繁的调动。我们还需要新的探索。

陈秀山:现在谈如何推广还太早,每个新试验区的建设任务都很艰巨,仅仅是刚刚开始,谈不上经验,试验当中还会暴露出新的问题。

这都是中国改革发展向前每走一步,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花大力气,需要耗费很多时间。至于时间大概多长,我觉得能够在3-5年之内取得成效,总结出一些经验就已经不错了,到那个时候才能有条件谈推广。当然有些推广需要的时间更长,从国家大格局来看,比如行政体制改革要到2020年,到那个时候才比较完善。

朱荣林:拿综改区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块来看,有不小问题。我们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有区别,但机构设置是对口设置,中央有的地方也有。这导致:第一,模糊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的界限;第二,为地方政府机构扩张提供了依据;第三,涉及到根本的问题,政府的职能要转移。

而现在综改区的情况,更多是调整,如几个同类合在一起,但职能并没有转移出去,应该社会市场发挥运行基础作用的,现在还是在政府手里。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综合改革试点的效果值得怀疑,或有限。

不仅如此,很多经验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进行推广,不能一刀切。比如政府改革经验,只能在先进地区推广,如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推广就有问题。因为东西部地区,人员的素质不同,社会社区发育程度不同,西部相对比较落后的,包括政府运作也比较落后,不好比;同样,大小城市、城镇等有区别,各自的情况不一样,不好比。所以说,要根据各地的性质、经济发展程度、人员的素质、社会保障机制、社区建设等等,有选择地推广,不能完全照抄照搬。

允许“试错”:思想要大解放《21世纪》:各综改区在探索过程中,也会有失败。如何看待失败?

陈秀山:在改革、推广经验的过程中,要允许失败,允许失败之后再调整。但综改区要从战略上来考虑改革内容。比如,把比较尖锐的改革限制在一定范围进行探索、尝试。比如土地、户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果一下在全国推广,会出现失控,失败成本太大。

朱荣林:应该赋予综改区特殊的权利,像特区一样,可以突破零。如果不给这些先行先试的权力,就很难有所突破。有的综改区的同志告诉我,基本上大框架是原定的,还是小修小补的改,导致价值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效。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这条路。就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不知道有多难,基本上还是成功的。大的框架体制不改变的话,地方政府逐步的改革不会有多大的突破。因为目前政府干预很大,我们的改革难在传统体制内改革。在传统体制内改革,中央允许我改革,但中央不赋予权力的话,是很难改革的。

《21世纪》:综改区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寻求体制上的突破?

陈秀山:今年是全国改革开放30年,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面临新的阶段。改革走到今天,前进一步很难,但是后退又不可能,但是这样面临的问题又很突出,我觉得需要一种新的观念的大更新。特别是在面临全球化挑战的形势下,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更是非常有必要。

以前在改革初期,从上到下,一些问题都是主动提出的问题。而现在内外环境都是逼着各级决策者要往前走。试验区应该在这方面做出一些突破性的举动。

行政增长的速度太快《21世纪》:刚才我们说过,设立综改区有助于破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道路上的体制性障碍。那么,主要障碍是什么?

朱荣林:传统的行政区划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现在市场经济运作下的发展。传统行政区划导致三个问题:第一,功能边界和管理边界错位,如长三角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强化后,功能和管理边界不清;第二,利益主体和决策主体是分离的;第三,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关系。所以,长三角应该统一规划。但短期效应的盲目扩张,包括我们目前的管理体制,决定了短期效应,干部考虑自己任期内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21世纪》:主要障碍应该怎样解决?朱荣林:要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一方面,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和政府管理改革体制同步进行,另一方面,改革干部体制,包括干部选拔、考试等等。

这说到底是政府改革的范畴,比较敏感,比较难,涉及到政府自我革命的问题,有的涉及到政府分出去一部分利益。现在利益太多集中在政府,要赠利于民。所以改革不是一夕一朝之功,是漫长的渐进的过程,是快速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和落后传统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经济创造了奇迹,但行政增长的速度也很快。这说明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改革的效应,被落后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所吸收,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要不然就需要重新评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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